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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方自海上来 病向浅中医”。身体,心理皆同一道理。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必获利益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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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饮食观(4)  

2012-12-05 12:47:41|  分类: 佛门医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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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饮食观(4)——僧人的饮食

摘自易经股市网

 佛教饮食观(4) - 云中老歌 - 云中老歌的博客

 

    从印度到中国,经历了悠久的时间与广大的空间,僧人“食”的来源、形式、内容、时间、次数乃至执事人,已有了改变,但小小的一钵里,盛满的永远是十方的护持与僧人的自省,在一粥一饭、一饮一啄间,不断地提醒着每个时代的僧人。 

 
  饮食,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。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,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,如果能吃饱穿暖后,最好还能吃得好,穿出地位。

    对出家僧人而言,要能专心办道,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,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“药”,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,滋养色身,长养慧命,不可恣意贪食。

 
  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,在律藏中关于“食”的规定非常多,都是佛陀依着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。佛教传入中国后,为适应民情风俗,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、形式与内容,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。


  农禅生活 自耕自食  

  佛世时,比丘们身披袈裟,手持著钵,四处乞食游化,只有在雨季里,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,此时不再出外托钵。

    对僧人而言,“乞食”蕴涵著深远的意义──一方面是降伏骄慢,不贪美味,毫无选择,专心修道;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,给予布施种福田、说法的机会。所以,乞食是僧人的正命,垦土掘地、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,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。

  
  佛教初传中土,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,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,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(西元四○五年)道恒的《释驳论》中指出当时沙门“或垦殖田圃,与农夫齐流”,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。 

 
 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?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。 

 
  在中国的文化里,“乞讨”是卑贱的行为,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,僧人乞食,被视为“不事劳作,不事生产”,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;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,寺院又位处偏远,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。

    在此情况下,自南北朝以后,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,不再直接布施饮食;相对地,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,以便自给自足。

  
  到唐朝时,马祖大师创建丛林,百丈禅师立下清规,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,僧人开始过着“昼而农、夜而禅”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,百丈禅师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,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,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。 

 
  菜根香,佛门悲心长

  比之原始佛教的饮食,中国佛教最突显的是“素食”。在佛世时,僧人既是乞食,居士供养什么,比丘就接受什么,因此佛陀并未禁止僧人食肉,除了象肉、马肉、龙肉、人肉不得吃,其余肉类,只要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(三净肉),皆可接受(见四分律)。 

 
  而大乘佛教是严禁肉食的,《梵网经菩萨戒本》即指出“不得食一切众生肉,食肉得无量罪”;《涅盘经》中也说“食肉者,断大慈种”。

    以慈心戒杀素食,正是悲悯众生、长养大乘慈悲的表现。 

  中国僧人素食也和笃信大乘佛教的梁武帝有莫大的关系。公元五一一年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,并以法令公告,违者严惩。由于帝王的推动,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,广大的庄园提供素食来源,这项教团改革,收到极大的成效,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僧团仍坚行素食。

  
  以往的寺院经济普遍贫困,加以僧人勤俭,腌酱特多,每日斋饭,除中午一餐吃饭外,多半食粥,佐以陈年腌菜。现今台湾拜经济成长之福,僧人的饮食也随著转变,诸如素食人口快速增多,素食馆相继设立,素食制成品种类多样化了。

    近几年更刮起回归自然之风,清淡的生食、素食自然成了新时代的宠儿,从健康的角度来看,它已渐渐脱离了宗教的素食了。

  
  二时过堂 食存五观  

  “过堂”,也是中国丛林中特有的仪制,它在僧伽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,早、午斋的过堂,是出家人五堂功课中的两堂。 

  当云板响起,大众搭衣鱼贯进入五观堂,依序就坐,向上问讯后,维那起腔,大众齐唱“供养偈”,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

    面对充饥养身的食物时,僧人再度提醒自己,不忘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,要追随先圣先贤。

    早斋唱“粥有十利,饶益行人,果报无边,究竟常乐。”

    午斋则唱“三德六味,供佛及僧…… 若饭食时,当愿众生,禅悦为食,法喜充满。”  


  接著维那师呼此偈:“佛制比丘,食存五观,散心杂话,信施难消。大众闻磬声各正念。”偈后,大众便开始用斋。

    丛林过堂多使用碗盘,少数寺院使用钵,碗盘皆有一定位置,不得恣意摆放,添汤加菜由行堂服务,也不得出声、恣动。

    在饭食中须心存五观:

    一、计功多少,量彼来处;

    二、忖己德行,全缺应供;

    三、防心离过,贪等为宗;

    四、正事良药,为疗形枯;

    五、为成道业,方受此食。

    并摄心用功,或持佛名号或参“吃饭的是谁”。

    末了,大众唱结斋偈“…… 所谓布施者,必获其利益…… 当愿众生,所作皆办,具诸佛法”,感念信施护持,回向众生皆得圆满。  


  整个过堂是一个安静的用食过程,住持和尚如有事便会在此时向大众宣布,称为“表堂”。每月初一、十五或特殊节日便加菜劳众,或有居士斋僧布施也加菜。 

 
  中国佛寺通常在大殿外右侧会设个小小的施食台,体恤饥困的众生。它是根据佛经中“旷野鬼神众”及“罗刹鬼子母”的典故而来,大众过堂时,都由一僧人负责出食,将七粒米或指甲许的面条,透过观想及大众的加持,施食给众生,愿他们同得饱满并去除悭贪。 

  简朴的丛林用斋,象征的是高远的智慧与宽广的情怀。 

 

  持午不易 提供药石

  佛制僧人日中一食、过午不食,中唐以前中国僧人皆严格持午,渐渐地,也如同乞食一般,经过时空的演变、适应而被放弃了。因为中国地理的南北幅员广阔,加上僧人的自耕自食,劳动量大,僧人终于放弃传统的佛制,寺院正式提供晚餐,称“药石”,药石皆吃粥,也称“晚粥”。  

  而禅堂禅七期间,整日皆有活动,打坐、跑香交替用功,体力耗损甚钜,所以一日用餐达四、五次,除早粥、午饭外,下午吃午粥(点心粥),晚上八点还吃一餐,也是吃粥或馒头,称为“放参”。 

 
  另外,还有出外求法的行脚僧,在前不著村,后不著店的因缘下,吃饭时间和食物没有保障,不受过午不食的限制,可以说什么时候得到食物,就什么时候吃,不过,当他们到禅堂挂单时,就必须随众。

    百丈清规附旦过堂规中,就针对云水僧这么规定:“一近午到,午饭随众;近晚到,晚粥随众;时过始到,补吃;晚到一宿,次日午饭即行。”  
  中国僧人既不能严持过午不食戒,须用何种心态用药石呢?明朝莲池大师所著的《沙弥律仪要略》提到:

    “必也知违佛制,生大惭愧,念饿鬼苦,常行悲济,不多食、不美食、不安意食”,说明了僧人用药石时须心存警惕,具足惭愧和慈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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